我國諸種經濟發展模式盤點

    過去許多人熱衷于討論“浙江之路”尤其是“溫州之路”到底姓社姓資的問題。事實上，這種討論并不能解決任何問題。一般來說，所謂“溫州模式”，就是以發展個私經濟為主的發展模式；所謂“蘇南模式”，就是以發展鄉鎮集體企業為主的模式。浙江的整體發展可以總括為“浙江模式”，它是“溫州模式”的更新和擴展模式。其原因是：“溫州模式”在不斷變遷之中，逐漸得到規范，脫去了過去“坑蒙拐騙”形象；浙北地區原來學習“蘇南模式”，目前又重新皈依改良后的“溫州模式”；近年來浙江鄉鎮集體企業和國有企業改制已基本完成，又走在了全國的前頭。早在半個世紀前，弗萊堡學派代表人物歐肯就拋棄了往往引入誤入歧途的“資本主義”和“社會主義”經濟兩分法，而是對經濟現象采取創造性的形態學分析理路。他把經濟現象分為兩種理想類型，其一即為交換經濟，其二即為統制經濟或稱集中領導的經濟。所謂交換經濟，是指“整個社會經濟是由兩個或多個個別經濟組合起來的經濟，其中每個個別經濟都提出和執行自己的經濟計劃”。對于歐肯，理想的“交換經濟”是完全競爭的市場經濟，理想的經濟秩序則是一種競爭秩序。

    “浙江模式”中企業所有權構成和“蘇南模式”是不一樣的，前者以私人產權為主，后者以集體產權為主。在浙江，即使過去有許多鄉鎮集體企業，其中也有許多實屬假集體、“紅帽子”企業。改制之后浙江的私人產權特征越發明顯，而始于1998年的“一次改制”后的蘇南集體產權卻以另外的形式存續。近年來亞洲金融危機成為一種試金石，“浙江模式”的生命力經受住了考驗，“蘇南模式”遭遇嚴峻的挑戰。從這一角度看，分頭探討“浙江模式”和“蘇南模式”要比籠統討論“江浙模式”妥當，除非我們不區分經濟運作中的政府行為和市場行為。 還有一種“江浙模式”的提法產生較晚，最早是由浙江社會科學院的研究者于90年代初提出來，而對之最為具體的分析是由陳建軍完成的。陳考察了1978-1993年間江蘇和浙江的工業化路徑，之所以把江蘇和浙江的經濟發展歸納為“江浙模式”，理由是兩者都有著這樣的特點：主要依靠區域內部或國內的資金積累和轉移，對外資依賴性較小（從而區別于外資依賴性很大的“珠江模式”或者后來演化而成的“華南模式”），主要依托國內的銷售市場，由此帶動非國有企業，帶動經濟發展，全面推動地域經濟的市場化和高速增長。兩者的大文化背景并沒有什么不同，都是華人文化，都有商業文化傳統。陳的觀察期較早，故而不能涵蓋后來的發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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